1963年，叶青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是家里的长子。打小他就是一个认真的孩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叶青一直都是三好学生。叶青在中学时比较喜欢数理化，但语文、英语也不赖，曾经还在静安区中学生作文比赛中得过奖。因为这点，当时的班主任李晶芳先生建议他再高考的时候选择文科方向。叶青接受了办主任的建议。适逢当时国家开始注重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高级建设人才，法律便成了文科专业学生选择的新热点。

说到选择法律专业，叶青承认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了解开儿时心中的一个困惑。叶青的外公也曾做过一些小生意，文化大革命前他开了一个布店、一个饭店、一个浴室，浴室前还经营卖开水的老虎灶。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他外公就被定为小业主，被造反派批斗折磨致死。叶青的父亲文革时也因为琐事被莫名抓起来，失踪了一个星期。当时，叶青的脑海中就有了一种朴素的正义感，觉得文化大革命时的那些做法是不当的。在叶青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他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现在邓小平提倡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了，你学法律是有前途的。国家要发展、要稳定，老百姓要过上好日子、有幸福的稳定的正常的家庭生活还是要靠法律的。” 1981年叶青高中毕业，顺利考取了当时的华东政法学院。叶青坦言，很庆幸、也很自豪自己当时选择了法律专业，才奠定了今后他的职业方向。

华政于1979年复校，叶青是华政复校后招收的第三届学生。当时的学校生活、学习条件非常差，校园被“八国联军”混占，上海市卫生学校、普陀区卫生学校、上海市果品公司、蔬菜公司、天山医院、长宁区精神病院，还有工厂、社科院图书馆，一共八家单位占用了学校很多的教学楼、办公楼、宿舍楼。校领导当时就在四号楼前的大草坪上搭的帐篷里办公，冬冷夏热，艰苦办学。

“我们的开学典礼就在果品公司（即现在河东大操场）的大仓库里举行，每人自带寝室里的凳子前往，大家按指定的班级区域坐着来聆听院领导的讲话。上课的教室是用煤屑砖搭起的临时房子，临时教室前的路，一遇到刮风下雨不是起沙尘暴就是泥泞不堪。真有点像电影里看见的边远地区农村学校的景象。吃饭是在河西用毛竹搭起来的临时棚子里，也就是现在的河西食堂前身，那时都是站着吃饭的，就餐环境很简陋，但大家没有丝毫的怨言，很快乐地享用师傅们为我们精心烹制的饭菜。”叶青回忆说，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任何人有一丝抱怨，整个校园里充满着奋发读书、刻苦学习的浓厚氛围。

也许是榜样的作用，大家都非常努力学习。叶青对79级和80级的师兄师姐印象深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历届生，以前都“上山下乡”过，或是工作后考上大学的，在“文革”期间根本没有机会读书，所以他们特别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进大学学习深造的机会。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基本没有现成的教材，个别课有教材也是老师在课前一张一张油印好上课时发给大家的，所以每个人在课堂上都拼命地记笔记，就怕漏了老师说的哪句话，下课后或晚自习时还非常认真地对笔记进行整理。那时教室少、学生多，上自习都要抢座位。这对于像叶青一样，应届高中毕业便来大学学习的学生来说，很受教育和激励。

当时华政的师资队伍也很“给力”。叶青回忆当年的任课老师，很多都是刚归队的，在“文革”中有人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工厂、农村、或矿山去战天斗地了。“文革”结束后，他们得以重新归队重执教鞭，又可以当人民教师了，在讲台上个个都焕发了第二春，非常珍惜重回讲台教书育人的机会。不少老师放弃休息日外出调研、收集案例，查找资料，编写教材，精心备课，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过程中去，把毕生心血和全部心思都放到了培养学生上面，毫无保留地传授知识与技能。叶青至今还清晰记得上外国法制史的徐轶民老师，手里就拿几张卡片，讲课条理非常清晰，知识非常渊博，旁征博引，娓娓道来，非常吸引人。宪法的俞子清老师、吴起燃老师，刑法的苏惠渔老师、张国全老师、郑华荣老师（现已过世），讲课严谨有趣，以案析法，理论联系实际，课后与学生互动也特别好。讲授民法课的吕淑琴老师，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讲解逻辑清晰，以生活化的实例，分析得头头是道，一下子就把大家给镇住了，学生们都喜欢在课后去她宿舍找她聊天请教问题。教婚姻法的郝素洁老师，教犯罪心理学的毛树林老师，教哲学的黄勤学、岳川夫老师等好多老师的课都讲得非常好。但最令叶青所折服的是当年教授刑诉法课的黎培镠教授。他讲课不但条理非常清晰，而且写板书也非常有特点，两个手都可以拿粉笔左右开工同时在黑板上写板书，字也写得遒劲有力、潇洒。黎培镠教授是原来四清工作队的老干部，后作为调干生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过，毕业以后就分到华政诉讼法教研室任教了。黎老师对学生很照顾，尤其是对农村来的贫困学生。当时学生都很穷，大多靠国家助学金生活学习，叶青也是靠助学金读书的。黎老师常常会接济学生，如南方来的，冬天没有棉被了，夏天没有席子了，他会去买来送给学生。当时他工资也不高，也就几十块钱，当时一床就要被子七八块钱，一张席子三四块钱。哪个学生病了，他还会去看，买一个老母鸡炖鸡汤请学生去喝。黎老师也很会做菜，碰到节假日，外地学生回不了家，他就会烧了菜熬了汤把学生叫到他家里去聚餐。黎老师是广东南海人，叶青班上很多同学最初品尝粤菜就是在黎老师家里。可以说，当时的老师真的是既教书又育人，既是老师又是长辈。黎培镠老师后来也成了叶青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对黎老师的崇敬使叶青义无反顾地选择刑诉法这个专业。

开学后，叶青便注意到班上一个叫张敬铭的同学，从山东烟台蓬莱农村来的，很朴实。人长得很高大，山东大汉，个子有一米八几。这个同学有两点给叶青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他非常有原则，好与坏、是与非分得非常清。谁讲话粗鲁，谁对同学动手动脚，他都会站出来主持正义，爱打抱不平；二是他自己也很困难，但每次寒暑假回来，都会从老家带点山东的红枣、花生、苹果给大家吃。他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会很大方地与大家分享。因为当时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父母都会从家里带一点好吃的土特产，有的同学就很小气，自己躲在帐子里面偷吃，但张敬铭宁愿自己不吃，也要给大家吃。记得有回苏安平同学说这个苹果很好吃，他就把自己带来的苹果全部拿出来给大家吃，一个没给自己留下。他对同学非常真，非常大气，非常仗义。学习上也很努力。他让叶青了解了山东人，后来他们便成为了好朋友。另外当时做班长的叶青，还对他的老搭档生活委员印象深刻，那便是现任上海青浦区检察院检察长徐燕平。他不仅在班级里把生活委员的工作做得很好，他还把生活委员的工作延伸到家里。他把很多外地困难同学节假日带到他农村的家里，让他的爸爸妈妈烧一桌饭菜请大家吃。特别是对他们寝室的、班上的来自于山东的、安徽的、江西的一些贫困同学来说，他像一个老大哥一样时常帮助他们，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受到大家的喜欢。回忆起老同学，给叶青印象深的同学还有不少，如苏安平、秦敢、张莉莉、赖莉、张益华、张永彬、龚培华、郭国卿、孙茂利、王健健等等。事实证明，这些同学，如今都有很出色的社会表现，绝大多数都还工作在政法战线上，不少人也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或成了名教授、名法官、名检察官、名律师！这一方面得益于我们华政老师的培养，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本身的人品、素质使然。“我为我的华政同学们而感到自豪，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继续走好！”

在叶青大三时正好赶上全国开展“严打”，即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由于法院人少案多，就把在校法科大学生也动员去参加了。叶青当时被分配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参加办案实践。当时的刑法、刑诉法，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打击犯罪，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权、人身权不受侵犯，为我国改革开放、稳定经济秩序，提供良好社会治安环境起了很大的作用。参加“严打”实践回来以后再听刑诉法课，叶青更觉有兴趣深入研究下去，于是毕业后就选择了留在刑诉法教研室任教。1989年9月叶青考取了我校第二届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了黎培璆副教授的关门弟子，也成了教研室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得到了大家的“宠爱”。

留校后，叶青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而黎老师的言传身教，使叶青对教师这个职业有着特别深刻的认识：“你可别小看这三尺讲台，它既是传播文化知识、法律方法、操作技能的舞台，同时也是展示教师、长者人格魅力的舞台。一个教师学问的魅力、人格的魅力都可以通过这个三尺讲台折射出来。而我认为一个教师对学生产生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在本科阶段，或对学生来讲从教师那里收益最多的就是在课堂上。学生对教师的印象，对你的评价，是不是崇拜，喜不喜欢你，或者讲爱不爱听这门课，对这个学科有没有兴趣，甚至是不是会选择这门课作为他以后继续研究的方向，或者从事这种职业，你这个老师课堂上的教学质量，以及你在课堂上所展示的人格魅力有决定性的影响，即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如今，叶青在三尺讲台一站就是二十几年。这二十几年，他成长为华东政法大学刑诉法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成为中国刑诉法学会副会长，在中国刑诉法学界享有盛名。就在2011年，叶青从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的岗位上离开而就任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一职。这二十几年，他目睹了我国在法治建设中，尤其是刑事诉讼法领域的巨大进步。中国的法学研究状况从原来完全的注释法学、宣教式的法学，走向理论法学、实践法学，越来越贴近于社会实践，越来越接近于司法实践运用。因此现在的法学从解决实践问题和指导实践方面来讲，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另一方面，比较法学研究产生了变化。原来是纯粹地介绍国外的法学思想、法律制度，甚至做文本的翻译。这是需要的，同时他认为，现在研究国外所谓法治发达国家的，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学者都应该坚持“中国问题世界眼光，最后比较借鉴”。落脚点、关注点是本国的国情，是本国现实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抄袭主义。对国外的所有的司法制度，法律制度理念由原来的一片叫好声，越来越趋向于理性和本土化，转向对西方所谓法治发达国家的理念制度的移植国情化、本土化、理性化了。

然而，叶青仍然认为学者在参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立法的活动力度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他认为应该倡导学者参与立法，而不是在书斋里搞自己的所谓课题研究或者撰写论文自娱自乐。应该关注社会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在重大立法中，学者应该有更多的声音，作出更多的贡献，发表意见，建言献策。做好学问、当好顾问是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学者绝不应该受有关部门的影响，或者为某一个阶层、为某一个利益集团、为某一个利益部门讲话，做其“御用文人”。绝不可以！学者应该站在国家、民族、社会进步的角度，从推动法治建设、建立法治社会的高度，担当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学者的学术人格应该充分体现出来，应该作为一个自由学术人贡献自由的学术思想来服务国家。

总结自己的人生箴言，叶青常用三方面二十四个字要求自己。对人：热情真诚，与人为善；对事：兢业负责，敢于担当；对组织：感恩忠诚，顾全大局。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是个平常人，倒也没有什么自豪的事，而遗憾的是常因工作繁忙，出差开会在外很多，而无法照顾家人。他把自己最多的时间和心血都洒在他热爱的大学校园里，他认为大学实际上是每一个年轻人理想奠基的地方，也是他事业开始起步的地方，更是他未来人生起航的地方。他更希望自己像当年的黎教授一样，高擎烛光，为每一个学生照亮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