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秋天，我踏上了华政生活的旅途。2011年，华政的博士课程完成之后，我的学生生活也正式宣告结束。而此前，1999年的秋天，我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复旦大学法学院开始了漫长的中国生活。
回想起来，我和华政的缘分始于2003年。那时候网络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还需要直接去图书馆寻找自己需要的资料。刚好那时我在准备硕士论文，曾经去华政的图书馆和书店寻找我所需要的论文资料。
学校及生活
看着坐落在中山公园背后，安静而又淡雅的校园以及有着百年岁月痕迹的教学楼，我的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如果硕士毕业之后，还可以继续深造的话，我一定要来这里。2003年我的硕士顺利毕业，2005年当我决定要继续深造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华政。
虽然十分清楚一边工作一边读博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还是抱着在华政积累更多的专业知识以及人脉的期望来到了这里。然而，听完了第一堂课之后，我却开始担忧起来。
身边的同窗们都是从本科开始就接受正统法律教育的优秀人才，身处的职位都是检察官、律师、法官、法学教授以及金融机关的法务负责人等，我一个连对中文的运用都还不够流利的外国人，掌握的法律知识与同窗们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这样的我，是否能够顺利毕业，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甚至开始后悔选择了这样一个可能实现不了的挑战。
每周为数不多的博士课程是非常宝贵的，同窗们虽然各自有自己的事业，但每次课程开始时都从四面八方云集过来，有人甚至从杭州、台湾等地赶过来上课，课程结束之后又像风一样回到各自的栖身之地。但是我偶尔却会以工作等借口缺席，教授提问时，我也会低着头，默默地坐着，从不参加发言。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慢慢地开始跟班长黄润源以及其他几位同学熟悉起来。惭愧的是，到毕业为止，有几位同窗，我几乎没有与他们交流过。
在这些同窗之中，我还记得在市区某银行法务部工作的岑雅衍、黄班长、做了一段时间律师又跳槽去某银行工作的沙文韬、还有为我带来毕业论文主题灵感并且为我提供了主要材料的刘迎霜等。
黄班长虽然年纪最小，但是却以她特有的领导力和亲和力，像一个女强人一样，带领着年长的同窗们平稳地度过了三年博士班的时间，并在这期间喜得贵子。岑雅衍像一个大姐姐一样，从第一堂课开始一直到毕业都非常照顾我。她非常喜欢韩国文化，尤其是韩国电视剧，所以可能因此而对我这个韩国人倍感亲切。说到这里，我一定要提一下刘迎霜。有一次他在课堂上，针对2004年在中国发生的德隆事件，从法律监督制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讲解，给我带来了灵感，从而选择了关于金融-产业资本监管的论文主题。不久之前，我参加在华政举办的国际学术大会时还偶然地见到了他。
真心地希望所有的同窗们都健康、幸福。
2008年是大部分同窗在准备发表毕业论文，获得学位的一年，但这一年对于还没完成毕业论文的我来说却是紧张而又孤单的一年。完成了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身心俱疲的我常常对毕业这件事倍感不安。
在此期间，吴弘老师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虽然也许在旁人看来只是一个导师对一个差生理所应当的批评与鼓励。当时我把自己在晕晕乎乎地摸索当中写就的论文提纲交给工作繁忙的导师，他看了之后对我说，我选择的这个论文主题非常有研究价值，如果能够详细列举一些韩国的事例的话，将是一篇非常有创新性的论文。我相信，如果老师不是对学生充满热情的话，是不会做出这样的鼓励的。
2010年，在我好不容易完成了论文的初稿时，与我一同入学的只剩五人没有毕业了，而且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放弃了学位的同窗。可惜，这篇在吴弘老师的鼓励下勉强完成的论文最后因为各种问题而没有通过审核。这次的失败虽然让我有些失望，但是对于我来说更是一次鞭策。2010年夏天，我对论文进行了一番修改，尤其是在对于外国人来说最最避免不了的书面表达问题、错别字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完善，重新编辑之后，再次提交了出去。当时，吴弘老师依然是我坚实的后盾。2010年冬天的时候，我终于赶上了论文审查的末班车，并在2011年春天穿上了红色的博士服。现在想想，自从毕业之后就一次也没有见到过吴老师了。因此，我特别想通过这次的机会表达一下我对吴弘老师的敬意，他真的是一位对学生充满了热爱与责任心的好老师。
回想起来，我几乎没有什么在学校里漫步的记忆，也很少与同窗们交流。可能是由于当时不是住校生活，再加上博士课程并非是以上课为主而是以个人研究为主的原因。另外，当时的我白天要工作，周末要陪伴家人，无法集中全部精力去学习。幸运的是比起年轻时丰富而又多姿多彩的学生生活，华政让我留下了怀揣激情向着目标去挑战、去克服一切困难的美好记忆。华政这段不易的经历给我的社会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锻炼，尤其是给在上海做投资咨询的我积累了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的人际关系。
有意思的是，毕业之后，需要访问华政的事情也变得频繁起来。在华政学习的时候，由于我是外国留学生，经常会去国际交流处寻求帮助，我到现在还记得那里的工作人员细心又热情地为我解决各种难题。毕业之后，华政邀请我为来华政留学的韩国学生讲授中国经济及法律。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现在每周都会来华政上课。就在不久之前还在讲台下听课的我，现在站在了讲台之上进行不定期的授课，听到别人称呼我为老师时，我又有了更多新的感触。
在我的学生生涯开始之前我已经在做投资咨询的工作。可以说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才开始了这样的学习生活。我的工作内容主要与中韩企业之间的投资相关。简单来说，包括了韩国企业在向中国投资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关于中国法律制度、会计、税务等方面的咨询以及PE投资、国外IPO等各种领域的业务。很多外国人从事类似的工作，但在实际工作当中，他们并未以外国人的身份直接参与业务工作，只是挂着外国专家的名义，具体工作一般都交给中国人来负责。可我跟他们不一样，直接参与实务工作，因为我在工作当中可以得到华政的帮助，可以用学到的专业知识还有华政这个响亮的牌子。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只要是能够帮上忙的事情，我都会怀着报恩的心情非常爽快地答应。对韩国留学生进行指导、与韩国的法学院进行国际交流、参与国际研讨会等，只要是时间允许，我都尽全力去协助。
2010年韩国济州国立大学的校长访问华政，确立了与华政的学术交流及合作关系。不久之前我很荣幸地陪同华政的杜志淳书记回访了济州国立大学。暂不说来中国的韩国留学生了，目前到韩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已经数以万计。从我的角度来说，在协助中韩两国投资事业及学术交流的同时，也对其产生了促进的作用。
最近，我也在积极地与从韩国留学归来，从事中韩两国之间M&A业务工作的中国同仁进行各种交流。他们虽然是我的竞争对手，但是想到我在中国的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孤独与艰难，他们在韩国也一定有过深切体会，但仍能够克服一切并由衷的热爱这份工作，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能可贵。而且，我想中韩两国的关系一定会在这样的交流之下越走越近。
未来及展望
2000年我刚刚来到中国留学的时候，中国开始施行“立法法”。当时我想当然地以为应该是与“议会法”类似的法律，后来经过了解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对“立法法”的实施实在是太过陌生。现在立法的规则得到了调整，法律也深入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
后来，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为了获取市场地位，中国的经济及社会制度进行了飞速的改革。这样想来，我的中国生活似乎是在现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飞速的变化当中度过的。偶尔我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轨迹似乎都是相似的。虽然会在时间上有不同程度的压缩或是扩展，但总体来看几乎一致。韩国1988年奥林匹克结束之后，在迈进90年代的同时，“X时代（generation）”的流行语渐渐在韩国蔓延开来。这个主要是用来形容那些7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不顾自己的经济能力，只管享受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恩惠，有些不懂事的人。这与现在中国流行的“80后”、“90后”这样的用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用来表现一个时代的人的特征。
当时整个韩国社会都非常担心这群没有责任感、消费欲望强烈的X时代。但是从结果上看，这个时代的人为韩国的IT事业带来了创造力与适应力。如果没有他们，韩国的信息通信及电子机械领域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主导地位。
从文化的时代现状来看，中国的“80后”、“90后”并非是一个时代的崩溃或者倒退，他们从小学时就开始学习并了解法治社会的含义，这显然不是一个时代的倒退，这是时代的进步。
拥有着自由灵魂的“80后”、“90后”将自己的思考方式与固定的法学思考方式相融合之后一定可以创造出更具人性的法律。真心希望中国的“80后”、“90后”的法学徒们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种出更美丽的果实。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又无趣的人。本来就没有什么才艺，感兴趣的东西也很少，喜欢在可以反复地促进相同的一两件事情的环境当中工作。真心渴望的东西也都一一实现了。跟喜欢的人结了婚，有可爱的一儿一女，完成了一直想要完成的博士课程，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要是经济上再富足一些就更好了……
在我人生所有的转折点中，1999年来中国留学，2011年获得博士学位，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两件大事。前一件事让我开始了和中国的缘分，后一件事虽然是不抱希望地开了头，但是运气很好，终于在2011年得以实现。从而，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写下这份记录。 |
